儿童游戏与人文追求的自由——关于儿童游戏的一种文化学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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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戏与人文追求的自由——关于儿童游戏的一种文化学审视

发布时间：2008-09-01 　 收藏本页

儿童游戏与人文追求的自由——关于儿童游戏的一种文化学审视

儿童的生活是游戏的生活。因此，游戏成为儿童精神的全面展示，儿童精神的所有倾向都会在游戏中得以实现和完成。游戏作为一种精神是自由的精神。人文文化作为人类自身是对于自我内部主观世界的亲切观照，是寻求和展现自由价值的文化。当儿童的游戏精神与人文文化的自由精神获得内在的一致与同一。人文追求的自由理想，在儿童那里便是以游戏的精神自在地得以实现。由此，在文化学视野下，幼儿教育游戏化的实践探索就是克服现代儿童教育教学之科学主义和唯理性倾向的必然选择。
一、儿童游戏的自由精神
如同工作与纪律，游戏与自由二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席勒说：“自由与游戏显然是一对双生姊妹”。[1]儿童在游戏中体验着自由、追求着自由。儿童的游戏中充溢着、奔涌着、所释放着的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游戏中的自由首先表现在，游戏的发生之动机来源于个体内部的需要，是内趋力的推动，是自发自愿的，而非外部力量的驱使和强制。就如胡伊青加所说的：“一切游戏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遵照命令的游戏已不再是游戏，它至多是对游戏的强制性摹仿。单凭这种自愿的性质，游戏便使自己从自然过程的轨道中脱颖出来。游戏是多于自然过程的东西，它是覆盖在自然之上的一朵鲜花、一种装饰、一件彩衣。”[2] 游戏中的自由还在于游戏的目的是非功利的。游戏并非无目的，但游戏的目的不会是游戏之外的某种诱惑、奖赏，或者是为了躲避某种惩罚，游戏只为游戏本身，只为过程而非结果。对此，罗恩菲德说过：“游戏——可应用于儿童一切的活动，儿童的一切活动都是自主自发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3] 因为，游戏的目的是内在的，因此，就胡伊青加所说“游戏具有……一种非实利主义的特性”，[4]这样，游戏就摆脱了游戏之外的现实世界的束缚和压制。另外，游戏的过程是松散的，而非程序化的，因此是“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自我掌握。游戏的内容是虚拟的，是充满幻想的，因此，游戏是一任思想及行为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游戏的规则是变通的，是来自内部世界的自我规定和积极约束，正所谓“生活世界的规则是强制的、外在的，而游戏世界的规则是内生的、自为的。”[5] 因此，就如沛西•能所认为的，游戏是使纪律与自由达到高度统一的活动。从游戏主体的主观状态而言，游戏者不仅仅是积极的、自觉自愿的，是独立自主的主动参与，而且其内心的体验是兴趣性的、自主性的、自我肯定的，是轻松的、愉悦的。就如加达默尔所说：“游戏就是那种被游戏的或被进行游戏的东西——其中决没有任何从事游戏的主体被把握住”。[6]
可以说，正是依赖于这种自由的游戏精神，儿童才重新创造了世界，创造了自我。在游戏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它绝不只是直观地实现了儿童头脑的、双手的、眼睛的、嘴巴的、空间的、时间的“六大解放”（陶行知），更为重要的是，游戏使儿童从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中逃避了出来,并消除了各种真实生活的界限。儿童以棍为马，以椅为车，让游戏中的事物超越了其原来的现实中的真实用途或意义，儿童以游戏者的身份，营造出一个主观自我的梦想世界或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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