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列传 卷五十二译文

作者:佚名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讲了而没被听从,那就还有大祸临头,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么?哪里是在务大体而求至治呢?

  臣又说过利害相生、变化不定的话,《兵书》上说“: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大概事情有的可进却退下了,那么有害成功的事便来了;有的本该退却又进了,那么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却反而慢,那么好处从这里失去;该慢的却反而快,那害处就由此而来。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那么奸邪之心,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可赦免却反而诛杀,那么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关心国家利益;可奖赏却反而惩罚,那么就害了有勤劳之功的人;可惩罚却反而奖赏,那就会对越轨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聪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聪,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所以《书经》上说“明四目、达四听”,就是这个意思。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所以说“孟贲之狐疑,还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细,所以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自国家图谋燕州以来,连续用兵不断,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人心不能不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决定取舍,不要使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穷兵黩武。

  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田锡调任相州刺史,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挠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图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向学。遇上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上奏章大谈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任起居舍人,回京师后任判登闻鼓院,又上奏请求封禅。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诰,不久升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带大旱,田锡上奏,有“调燮倒置”的话,忤犯了宰相,被罢职降为户部郎中,调出京师任陈州刺史。后因稽留杀人案受牵连,被降职任海州团练副使,后调任单州团练副使。后又召回京城任工部员外郎,又议论当时政治的得失,随即被任命为直集贤院。至道(995~997)中,官复原职。

  宋真宗即位,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连续上奏,说陕西数十州都受灵、夏两次战争之苦,生民困苦不堪,皇上为他们感到很悲戚。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被赏赐金紫;与魏廷式同事,因议论不协调请求辞职,出任泰州刺史。遇上出现彗星,田锡上奏请求皇帝自我批评以回答天的警诫,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出发前,皇帝又派遣宫中的特使前往问候,而且加以优厚的赏赐。

  咸平三年(1000),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田锡曾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臣希望您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有《御览》,但只分门别类地记事。臣请求从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精选抄录,另编一部《御览》三百六十卷,皇上日理万机后,利用闲暇,每日看一卷,一年读完。又选录经史中的精要格言,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屏风座位的侧边,那么治乱兴亡的借鉴,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认为他说得好,下令史馆将各种书籍借给他,每编成数卷,就先拿给皇帝看。田锡于是先献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说:“圣人之道,散布在各种书籍史册。《六经》就立言很高、意义深远,若不讲解讨论,不能测知它的博大精深。各种史书则所记事迹殊异,若不参考比较它的异同,怎容易记住它的纷繁复杂。子部书则异端邪说众多,文集则符合经典的言辞极少。若不猎取精微 要义作为鉴诫,提举纲要来观察它的会通规律,编成每日阅览的书,以帮助需要日新的品德,那么就是一个人从小读到白了头,也不能读完经部,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王呢?臣每读书时,便想将自己从书中所得来补充圣上的聪明,将可以铭刻在座位侧边的格言,写在皇上的御屏风上;将可以用来当作日常道理的,录下来给皇上御览。希冀用我涓涓尘埃般的细小,来补益您天地般的品德,使得你的功业能像尧、舜一样崇高伟大,而人民也就能跻身于仁爱长寿的世界了。”

  《御屏风序》说:“古代的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手杖也有诫言,大概是日常起居都必须观看,而使得夙夜都不会忘记。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铭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唐高宗讲解《孝经》,举出其中最精彩重要的一句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宪宗采集《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的经国济世大略,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迹》,书写在屏风上。臣每次览读经、史、子、集,都从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断进献给皇上,再题写在御用屏风上、或放置在座位侧边,皇上时时观读反省,则圣上的品德日益增高,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进银台,批阅天下的奏章,如有讲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锡都向皇上汇报。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得到了诤臣的根本”,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续上奏八疏,都直讲当时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岁。遗下奏表劝皇上用仁慈节俭来维护统治,用纯洁安宁来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虑防乱。皇上看了颇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个直臣。朝廷稍有缺点失误,正在考虑,田锡的奏书就已上来了。像这样的谏官,不易得到。”嗟叹了很久,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又录用他的两个儿子,一并任命为大理评事,并发给官费,让他们安排田锡的丧事。

  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进过权贵人家的门,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没有懈怠的样子。倾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尽心规劝、奉献己见、更正君主过错为己任。曾说“:我在朝廷任职以来,所写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谏官职份内的通常应说的话。若能被皇上听取,那就很荣幸了,又怎可以收藏副本给后人看,靠批评时局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将它们全部烧掉。但性格过于保守固执,治理地方时没有什么政绩。他的著作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翶,字元之,济州钜野人。出身农民家庭,九岁能写文章,毕士安见了后很器重他。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被授予成武县主簿的官职。调任长洲知县,随即改任大理评事。同届进士罗处约当时任吴县县令,王禹翶每日与他互相赋诗吟咏,人们多传诵他们的诗歌。端拱(988~989)初,宋太宗听说了他的名字,便召来考核,然后提拔他当右拾遗、直史馆,并赏赐红帛。旧例,赏赐红帛者都赐给涂着金银的带子,这次皇上特例下令用花犀皮带赐给他以示荣宠。当日王禹翶献给皇上一篇《端拱箴》,文中寄托有规劝讽谏皇上的意思。

  当时北疆没有安定下来,皇上向群臣询问应付边事的策略。王禹翶献上一篇《御戎十策》,大略是借汉朝的事以阐明当时的策略:“汉朝十二代君王,贤明的,要算文帝、景帝;昏乱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世,匈奴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了甘泉。哀帝、平帝时期,呼韩邪单于每年都来朝贡,委派人质,自称为臣,边界的烽火狼烟都不再报警。这是为何呢?大概汉文帝当军臣单于强盛时,在外任用有才能的人,在内尽力改善政治,之所以能使敌人不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是由于有德。哀帝、平帝当呼韩邪单于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能够使外邦来朝贡臣服,是因为逢时。今天国家的广大,不下于汉朝,陛下的圣明,岂比文帝差。契丹的强盛,不及当年的军臣单于,至于外敌骚扰边境、侵犯要塞方面,又怎会有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甘泉的忧患呢?这也是因为我朝能在外重用能人,在内完善政治。臣的愚见以为:在外应根据战争形势而提高将帅的权威,停止用小官来巡察边境刺探情报,改派遣间谍去离间分化敌方的队伍,再派遣赵保忠、折御卿率领所部作为牵制敌人的掎角。下诏感动边区人民,使他们知道朝廷夺取燕蓟旧疆,并非贪求这块土地。对内则应精简官员以使经费宽松,压抑文人以便激励武将,信任重用大臣来资助谋划,不看重虚名以便戒除无益的事,禁止游荡懒惰以增强人民实力。”皇帝高度地赞扬了他。王禹翶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三人一起上表请求一同校订《三史书》,并有很多勘正。

  端拱二年(989),皇帝亲自考试贡士,召王禹翶赋诗,他立刻一挥而就。皇上高兴地说“:这诗不出一个月就可传遍天下。”随后,任命他为左司谏、知制诰。这年冬天,京城大旱,王禹翶上疏说“:一种粮食没有收获叫作馑,五谷不收叫作饥。馑的时候则大夫以下的官吏都减少俸禄;饥的时候则全部俸禄都不给,仅由政府定量发给粮食。如今旱云不下雨,已种的麦子未长好,既已没有了积蓄,人民饥饿令人忧虑。希望皇上下诏直说:‘君臣之间,政教有失误,自乘坐的车子、服务的车夫,下至各级官吏的俸禄,如不是守卫的军士、边镇的将帅,则都相应减少,如此好对上回答上天的谴责,对下稳住人心,等雨水充足了再恢复如从前。’臣在当朝官员中家里最贫,俸禄最少,也愿带头减薪,以便赎平时耗损国家的罪过。国家在外停止每年常购买的东西;在国内则取消能工巧匠所做的事。靠近城边挖土,侵犯了冢墓的就把它掩埋好;外州的流放犯、奴隶之类的人,只要不是贪赃做强盗的,便都释放。然后用古时候猛虎渡河、飞蝗越境的故事,来敕诫各州县的官员。其余有关军民刑罚政治方面的弊端,不是臣能知道的,希望交给宰相大臣们议定裁决后颁布,只要能感动人心,必会召来和气。”

  不久,升任大理卿,庐州妖尼姑道安诬告徐铉,道安应当反坐受惩,有令不将她治罪。王禹翶上疏抗争,为徐铉雪冤,请判道安的罪,因违诏被贬任商州团练副使,多年后调任解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被召回京任左正言。皇上因为王禹翶性格刚直不能容忍事物,命宰相劝诫他。后升直昭文馆,他乞求到地方任职以便奉养父母,被允许,任单州刺史,赏钱三十万。来到单州十五天,又被召回京任礼部员外郎,再次任知制诰。多次向皇上进献征讨李继迁的巧计,他认为对李继迁不必要劳师动众去诛杀,自然可以用巧计智取。说是应该明确地公布李继迁的罪恶,告谕中外,再设立重赏,给以很高的官方价钱,则李继迁的身首,便不是被枭挂示众就是被擒获。后来潘罗支射死李继迁,西夏人对宋朝臣服,果如王禹翶所献计策一样。

  至道元年(995),被召进翰林院做学士,后又任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皇上诏令有不适当的地方,他多有议论上奏。孝章皇后去世,梓木棺材被移放在已故燕国长公主的房子里,大臣们也不穿丧服。王禹翶与客人说:皇后曾做过全天下母性的表率,死后应当遵照典章使用以前皇后们相同的礼节。结果,他因此被认为有毁谤讽刺之罪,被降职为工部郎中、滁州刺史。当初,王禹翶起草《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了五十匹马当作酬劳,被他推却不受。到他出任滁州刺史时,闽人郑褒曾徒步来谒见他,王禹翶喜欢他的温文尔雅,替他代买了一匹马。有人说王禹翶买马时少给了别人价钱,宋太宗说:“他能拒绝李继迁的五十匹马,又岂肯少了一匹马的价呢?”后调任扬州刺史。真宗即位后,他被升级调到刑部任郎中,当皇帝下诏求大臣们讲直话时,王禹翶上了一篇奏疏,谈了五件事:

  一是谨慎地对待边防大事,与外国结盟通友好,使运输军资的人民得到休息。当今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李继迁。契丹虽不侵犯边疆,戍守的军队岂能削减?李继迁既然未归服听命于我朝,军队的兵饷就固然不能停给。关辅一带的人民,处于倒悬的困境尤甚严重。臣的愚见认为应严诫守疆的官吏,给辽国的大臣写信,使转达给他们的君主,请求寻求过去的友好。又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将夏台一地还给他。他必定会感恩归服,且这样会使全天下都知道陛下您为了人民不惜委屈自己。

  二是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的手中。在乾德(963-968)、开宝(968~976)时期,朝廷控制的土地不广,财产赋税也不丰富,然而我们攻打河东、防守北边,国家的费用也足够、军队的雄武也很强,其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国家蓄养的军队精而不滥,任用将领专而不疑。臣的愚见以为应像开宝时期一样严格管理控制军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治理国家了。而且开宝年间设置的机构、官吏很少。臣本是鲁地人,落籍在济地,未考进士前,一个州上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治理,而当时未曾有缺废事情的现象。此后又增设一名团练推官,太平兴国(976~984)中,又增设了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且还增设监酒、榷税算的四名官员。各级州郡行政曹官之外,另增设掌狱讼的司理官员。问当时的租税,则比旧时减少了;问当时的人民,则逃亡的比过去要多。一州既是这样,整个全国也就可想而知。冗官在上面耗费,冗兵在下面耗费,这就是将山林湖泽的财富取尽,都不能够用的原因。那山林湖泽的财富,应与人民共同享用。自汉代以来,就取来收归国家使用,这是不可放弃的;但也不可用尽。只有像管茶的方法,从古就本不收税,唐朝元和(806~820)中,在齐、蔡地区用兵打仗,始对茶叶征税。唐史上称这一年征茶税得到四十万贯钱,如今则已有数百万了,人民怎能承受得了呢?所以臣说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手中。

  三是增加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使选入的官员不滥。古代由乡里选举,再由官方择人,读书人在家时学问品德兼优,然后才推荐到朝廷,历代虽有沿袭变革,但都不曾与古代有太大的差别。隋、唐时期开始有了科举,宋太祖时,每年考取的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人才,也只有五十人。再加上王侯不准进献和征用官员,士大夫们极少有资格荫庇弟子做官,所以有的人终身没考中过举人进士,到老时也做不成一官半职。宋太宗在藩王府中受教育时,看到的就是这些。君临驾御天下之后,选择人才不求全责备,舍其短处任用其长处,选拔十个中,真正有用的只有一半。他在位将近二十年,考取的进士大概有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也有随便就考取的人。臣的愚见以为数百年的选举考核太过艰难,所以前皇太宗才用广泛取材来补充;而二十年来的恩泽太滥,陛下又宜用旧章来纠正,希望将考场还给官吏来负责管理,就像从前一样。至于吏部铨选官员,也并非帝王亲自抓的事,自古以来五品以下的官员,叫作官方任命官,如今只有幕职和州县级官吏是这样由官方奉旨任命的,京官的选任名义上虽有官方限制管理,但多未施行。臣的愚见以为皇上应该将吏部的事还给吏部的专门官吏,可以让他们根据资历来任命、拟定各级官员。

  四是淘汰僧侣尼姑,使疲惫的人民不再耗费。古代只有士、农、工、商四民,兵不在其数。大概古代实行井田法,农民就是兵。自秦代以来,战士不从事农业,因此四民之外,又生出一民,所以农民更加贫困。当然持刀枪捍卫国家,依理不应废弃。汉明帝之后,佛教流入中国,此后剃度人民修建寺庙,历代都有增加。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田却吃饭,这样五民之外,又增一而成六民了。假设全国有万个僧人,每日吃一升粮食,每年用一匹绢,这是最节俭的了,还每月要耗费三千斛粮,每年用掉一万缣绢,更何况有五七万这种人呢?不叫人民的蛀虫可以吗?臣的愚见以为国家剃度的人滥了,建造的寺庙多了,要计算此项费用,何止亿万。前朝时国家不安乐,施舍又很多,佛如果有灵,怎会不蒙受幸福呢?事奉佛教无效,断然可知了。希望陛下深刻借鉴治理根本,尽快施行淘汰,如果认为即位初期,不想惊骇此辈,那么暂且在二十年内,不准剃度人民造建寺庙,使他们自行消亡,也是解救弊端的一种方法。

  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得正直敢言的忠良之士,知道进取而不会有疑虑,奸险取巧之徒,知道退却而有所恐惧。那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是说君臣同为一体。认为那人行就不要怀疑,认为那人不好就不要任用。凡评议帝王中的伟大者,岂不是都要说尧、舜时代,契做司徒官、咎繇任士官、伯夷任典礼官、后夔任 曲乐官、夏禹任治水官、益任虞官么?委派任务督责成功,因而尧有知人任贤的美德。虽然如此,尧时的用人之道太过遥远了,请让臣用近代的事来说。唐朝元和(806~820)中,唐宪宗曾命令裴土自铨选品评各级官员,裴土自说:“天子择宰相,宰相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选择属官同僚,就会上下互不怀疑,而政治也就成功了。”舆论认为裴土自会讲话。希望陛下从远古吸取尧帝的经验,从近代借鉴唐朝的做法,既然选择了宰相,就大胆任用,不要犹疑。让宰相去选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去挑选同僚下属,这样就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了。古代受过刑残的人不能留在君王的身边,《论语》说:“放郑声,远佞人。”所以周文王的左右,没有可以穿鞋结袜子的人,是讲都是贤人。那小人言辞机巧、面色伪善,先行揣测期望得到皇帝的旨令,做事时必定会危害正义,心里只妒忌贤人,非圣明的君王不能深刻的明察。旧例,南班三品官,只有尚书才能升殿见皇帝;近来三班奉职,有的因为遣派出使,也允许升殿拜见,迷惑扰乱天子的视听,没有比这还严重的。希望陛下整顿纲纪,加强视听方面的尊严,就在这个时候了。

  臣的愚见又认为当今最急迫的,是先讨论军队,使军队的多少适宜,安排得当。然后讨论官吏,使清廉污浊分道,各级各部不混杂,然后再加强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来堵塞奸恶的来源,禁止僧尼的发展以便减少耗费,这样自然会使国家费用充足而王道得到施行了。

  疏书奏上去后,王禹翶被召回,又任知制诰。咸平(998~1003)初,参加修撰《太祖实录》,公直地记载当时的事。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意见不合,王禹翶在他们中间的议论能决定轻重。后出任黄州刺史,曾写了一篇《三黜赋》以表达自己的志节。它的最后一章说“:使自身受委屈而不让道义受委屈,即使被贬谪百次又有何亏!”咸平三年(1000),濮州的强盗在夜间进城,掳走了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翶听说后上疏,大略说:

  臣认为以朝廷为主体经营各地区,这是帝王保国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代分裂动乱,各自割据城堡,像豆一样割瓜一样分,长达七十多年。宋太祖、太宗,削平僭位伪立的政权,天下成为一家。当时日事议程,就是令江淮地区各州郡毁坏城郭、没收武器、撤除武备,长达二十多年。由书生领导治理各州,大郡配给二十人,小郡减少五人,用来充当平常的差遣。名义上号称长吏,实际上与旅住客人相同;名为郡城,却空荡得像平地。虽推尊京师而压抑地方,是强干弱枝的方法,但也不符合这中间的正确原则。臣从前在滁州,当发兵拉运漕粮时,州城关卡就没人守御,只得用临时征集的白丁代替管理开关城门,当时城池颓废,武器装备也欠完整。等调到维扬,号称军事重镇,却与滁州无异。曾拿出铠甲三十副,交与巡守警卫的使臣,但搭弩张弓一射,竟十副中损坏四五副,大概是不敢擅自修理,上下因循,才导致这样。如今黄州的城墙武器盔甲,又还比不上滁、扬二州。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偷偷发动暴乱,那时即使想防备抵御,又拿什么来抵抗呢?大概太祖为了削除诸侯们跋扈的势力,太宗为了杜绝人们僭号伪立窥望皇位的心理,当年才不得不这样。这就像设立法律来救治世界一样,时间一久就会产生弊端,而救治弊端的方法,在于因时制宜。若一口气发展快得像飞转的圆规,固然不可再胶柱鼓瑟。当今江、淮地区各州,大的忧患有三个:一是城池颓废毁坏;二是武器装备不完备;三是士兵在当地水土不服。濮州盗贼的兴起,看得出是因为在防守上太懈怠了。希望陛下特例改变最高决策,允许江、淮地区各州郡,可以根据户口的多少,城池的大小,都设置相应的守卫部队。部队士兵最多不过五百人,练习弓箭刀剑,然后逐步修葺城池壁垒,修理甲胄武器,那么各郡城就有了抗御侵犯的防备,长吏也可免去被抢劫掳掠的担忧了。

  疏文上奏后,皇上嘉奖采纳了这一建议。

  咸平四年,黄州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中一只死了,还被吃了近一半。所有的鸡在夜间鸣叫,过了一月才停止。冬天响炸雷。王禹翶手撰一篇疏文借引《洪范传》述说警诫,并自己主动请求处分。皇上派遣内侍宦官乘坐驿站的专车前往慰问,并作醮请神灵禳除妖异,又询问日官,日官说:“守护当地的人应承受其责。”皇上怜惜王禹翶的才能,当天,下令调任蕲州刺史。王禹翶上表谢恩,表文中有“汉宣室中出现鬼神问罪,不奢望生还;茂陵中出现封禅的文书,只期求身后”的话。皇上感到奇怪,果然王禹翶到蕲州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年仅四十八岁。皇上听到讣信,非常悼念他,送给他家很厚重的丧礼钱。又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官品。

  王禹翶讲话治学都机敏丰富,遇事敢讲,喜欢品评人物,以身体力行道义为己任。曾说“:我要是生活在唐朝元和时期,在李绛、崔群手下做事,这一生也就无愧了。”他作文著书,多涉及规劝讽谏,因为这一点他不为流俗所容,所以屡次被排斥。跟他交游的必定是儒雅的人,对有才华文采的年轻晚辈,他总是极力称赞褒扬。像孙何、丁谓这些人,很多都游学到他的门下。他的著作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他的儿子王嘉..、王嘉言都很著名。

  张咏,字复之,濮州鄄城人。少年时意气豪放,不拘小节,即使贫贱时外出交游,也不肯居人之下。太平兴国五年(980),濮州推举进士,舆论以张咏为首位被推荐人。当地有个叫张覃的老儒生还没考中进士,张咏便与寇准写信给本州守将,推荐张覃做首选,众人赞许张咏能够谦让。这年,张咏考取了进士乙科,做了大理评事、鄂州崇阳知县。后再升为著作佐郎。因苏易简的推荐,他进入朝廷任太子中允,后又升做秘书丞、麟相二州通判,他自己请求掌管濮州的商市征税以便奉养父母。不久又被召回朝中,被赏赐绯鱼袋,调任浚仪知县。正好遇上李沆、宋..、寇准连续推荐他的才干,张咏因此做了荆湖北路转运使,上奏建议撤去归、峡二州的送水夫,被就地转为太常博士。

  宋太宗听说他的强干,召他回朝,越级升他做虞部郎中,赏赐金印紫绶。十天后,与向敏中一同被提升为枢密直学 士、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兼掌三班院。张永德任并代二州部署,有个小校官犯了法,被他鞭打至死。皇帝下诏审治他的罪。张咏将诏书封起退还,并说:“陛下正委派张永德担任边疆守护大职,若因为一个小校官,使主帅受辱,臣恐怕下级会有轻视上级心理。”太宗不听从。不久,果然有士兵联合控告军校的事发生,张咏引用前次的事来议论,太宗改变态度慰抚他。

  出任益州刺史,当时李顺叛乱,王继恩、上官正统兵攻讨,但停兵不进。张咏用话激励上官正,劝勉他亲自出击,然后盛情地陈设帷帐为他饯行。酒喝得正酣时,张咏举爵对军官们嘱咐说:“你们蒙受国家的厚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此去应直抵敌寇阵地,荡平丑类。如果旷日持久士气衰落,那么这里就又是你们的死地。”上官正从此决意出兵深入,终于大获全胜。王继恩部下有个士兵在夜间垂下绳索越城逃跑,被官吏抓住后报告给张咏。张咏不想与王继恩失和,当即下令将此兵捆住投到一枯井中,没人知道。当叛军攻城略地之际,民众有很多被胁迫跟随参加叛军,张咏下达公文将朝廷的恩德和信义告谕民众,使他们各自回到田里。并说“:从前李顺胁迫民众做叛贼,今天我将叛贼们改造为良民,不亦可以吗?”当时民间讹传,说有一白头翁午夜时专吃小孩,全州为之嚣然不安。一到夜暮降临,就路无行人。后来将造谣者抓住处死,人们才安定下来。张咏说“:妖怪谣言兴起的时候,灾气就会乘机危害当地。妖怪会有形状,谣言会有声音,制止谣言的办法,在于判断识别,而不在于求神厌胜。”

  当初,蜀地士子知道读书向学,但不喜欢做官入仕。张咏考察益州人张及、李畋、张逵等人都有学问品行,受当地人称赞;于是敦促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这三个人果然全都考取了进士,士子们从此懂得了进取。民众有来投诉的,张咏明辨真假,立即做出裁决,人民都很佩服。好事者还编集张咏的故事成书,刻板印刷传播。张咏曾说“:向君子询问可以得到君子的情况,向小人询问可以得到小人的情况,分别从各自的同党那里询访了解,就没有什么不能明白了。”他当政时,恩威并施,蜀人都又敬畏又热爱他。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后复出,改任兵部郎中。正好遇上朝廷下诏在川、陕各州同时混用铜铁两种钱币,每一枚铜钱相当十枚铁钱。张咏上疏说“:昨日经过利州时,那里用一枚铜钱换五枚铁钱,在绵州则一枚铜钱换六枚铁钱,在益州则一枚铜钱又可换八枚铁钱。若统一规定换法,公私都不方便。希望根据各地的估算来折算铜钱。”

  宋真宗即位后,加级为左谏议大夫。咸平(998~1003)初,进京升任给事中、户部使,后改任御史中丞。承天节斋戒集会时,丞相大臣中有的人犯戒喝酒,张咏上奏弹劾。咸平二年(999),任同知贡举。这年夏天,以工部侍郎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因当年歉收,民众有很多人私自卖盐来自给,捕获犯法的人数百个,张咏全都减轻刑罚然后遣散他们。部下属官请求说:“不严厉用法律制裁他们,恐怕无法禁止此事。”张咏说“:钱塘一带十万家民众,受饥饿的人九万,如果不靠盐来救活,一旦蜂拥而起做强盗,那就会酿成大患了。等秋天收获了,当会依旧按原来的法律办事。”有户民家的儿子与姐夫争讼家产。女婿说岳父临终时,这儿子才三岁,所以自己受命掌管资产;而且有遗嘱,叫他日后将十分之三的财产分给那儿子,其余十分之七归女婿。张咏看了遗嘱,拿酒洒在地上,说:“你岳父,是个聪明的人,因儿子年幼所以托付给你。如果将七份给儿子,那儿子就会死在你手里了。”立即命令将十分之七分给那儿子,余十分之三留给女婿,人们都佩服他的英明判决。后张咏调任永兴军知府。

  咸平五年,马知节从益州知州调任延州知州,朝廷讨论选择可以接替他的人。真宗因张咏以前在蜀郡政绩优异,又命他再次出任益州知州,并加级为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并就地升为吏部侍郎。转运使黄观上报他治理益州的政绩,皇上下诏褒奖。恰好朝廷派遣谢涛巡视西蜀,皇上因此令他转告张咏说:“有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了。”回朝后,再次执掌三班,领登闻检院。

  张咏中年时脑上生疮,围头巾梳头发都很不方便,因此请求调出朝廷任颍州知州。真宗因为他公直,有声望,两次任益州刺史时,都因政绩突出著名,不应该去管一个小郡。下令中书将张咏召来问他,将委任他到青社或真定去,要他自己选择。张咏推辞不接受,于是任命他做癉州刺史。大中祥符(1008~1016)初,加级任左丞。大中祥符三年(1010),癉州人民因为张咏任期已满请求借调留任,皇上将他就地转为工部尚书,令他再次留任。当年秋天,因为江左旱灾歉收,张咏受命担任癉、宣等十州安抚使,后进级为礼部尚书。皇上听说张咏的脑疮病很重,怜悯他,令薛映乘驿车赶去把他换回。因疾病没有见到皇上,张咏恨不能当面向皇上陈述蕴藏在心中的想法,于是抨击道:“近年来国库空虚,竭尽人民的膏血,用来作为兴建无用的土木建筑的费用,都是奸臣丁谓、王钦若引导了皇上的奢侈心才弄成这样的。不诛杀他们,无以谢天下。”奏章三次呈上后,张咏被调出京城,任陈州知州。

  当初,张咏与青州人傅霖少年同学。傅霖不做官。张咏显贵之后,请傅霖出来做官,请了三十次也没请动,到这时他却来谒见。守门人来报告说傅霖求见。张咏责骂说:“傅先生是天下贤士,我尚还不能跟他做朋友,你是何人,竟敢直呼其名!”傅霖笑道“:与你分别一世你还是原样吗?别人怎知世间还有个叫傅霖的人呢?”张咏问:“昔日为何隐居,今日为何出来?”傅霖说:“你快要走了,我来告知你的。”张咏说:“我自己也知道快死了。”傅霖说:“知道了我又何必再说什么。”第二天傅霖便告别离去。一个月后张咏去世,享年七十岁。被追赠为左仆射,谥号是“忠定”。

  张咏以刚直公正自任,为政崇尚严猛,曾有个小官忤逆触犯了张咏,张咏用木枷锁住他的脖子。小官愤恨地说“:除非斩了我,这枷锁就永远不会脱去。”张咏恨他与自己作对,立即斩了他。张咏年轻时学习击剑,为人慷慨激昂,喜讲大话,好表现不同寻常的节操。有位读书人在远郡旅游,被仆人劫持,且要得到他的女儿为妻,读书人不能制住他。张咏恰好在旅店中遇到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后,即佯装借这个仆人为自己驾一趟车,然后自己独自骑一匹马出城到近郊,等到山林里,便斩了仆人回来。曾对他的朋友说“:张咏幸好生在光明的时代,读了三坟五典之类的书来约束自己,不然的话,就不知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又有这样的话说“:服事君王的人廉洁而不说自己贫,勤劳而不说自己苦,忠诚而不说自己有功,公正而不说自己有能,这样就可以事奉君王了。”他的性格果断急躁,病得厉害的时候,一饮食就痛楚加剧,统御下属也更加严峻,尤其不喜欢别人跪拜,命令负责接待客人的人预先告诫劝止。有人违犯时,张咏就连续地回拜不停,或者盘坐痛骂跪拜他的人。真宗曾称赞他的才能可任将帅要职,因为生病所以不能全部发挥他的能力。张咏自号“乖崖”,认为“乖”便与众人不同“,崖”就不利于做事。有文集十卷。他的弟弟张诜,任虞部员外郎。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