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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是怎么来的

时间：2022-12-06 14:05:38 兴亮生活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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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是怎么来的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经常看到土族的身影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土族是怎么来的，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土族是怎么来的

　　土族是民和地区的土着民族，但土族之“土”字，并非土着的意思，而是特定的民族称呼。长期以来当地土族自称“土昆”、“忙古”，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昆”，藏族称土族为“霍尔”。从这些称呼中可以看出，土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族源可追溯到西晋时期西迁的吐谷浑，其族名也由“吐谷浑”之“吐”字逐步演化而来。这一说法为民和大部分土族群众所认同。民和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们已在此繁衍生息。

　　秦汉以前为羌人居地，西汉时纳入中央版籍。汉武帝昭和时期，在包括民和地区的湟水流域设郡建县。金城郡治(允吾)，就设在今民和下川口一带，自此，民和成为青藏高原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通道。汉宣帝时，赵充国屯兵河湟，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始传入青海。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今中川、官亭一带设白土县。(《民和县志》1-2页)两晋南北朝时的“土谷浑”，中唐而后语谬为“退浑”，(《新唐书·土谷浑》)，《新五代史》和《宋史》卷492，《辽史》又称作“吐浑”。总之，唐宋时有称作“退浑”、“吐浑”者。

　　而“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故到元正式称作“土人”了。这时史书记载的“土人”，已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既不同于土谷浑，也不同于汉、藏、蒙古等族的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民族。土族族源以吐谷浑遗裔为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又不断融合了蒙古、汉、藏、回、羌等民族的成份。唃啰相传在北宋年间，西来的阴山鞑靼与西夏结合，同斯进行过长期的战争。

　　蒙古族系的部族在这个时期经黄河临津渡进驻黄河谷地民和三川地区，由成吉思汗部将格日利特带领的部属余部在这里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土族一部，主要生活在赵木川地区。

　　现在民和三川赵木川土族自称祖先是蒙古人，每逢重大祭典都要往东祭酒，以示不忘其祖。当地还留有当时蒙古军驻军的遗迹，据说赵木川窑洞是蒙军格日利特指挥部所在地，在当地人心目中极为神圣，只是祭祀祖先时才聚会于此。三川喇家村、鲍家村土族，原是黄南同仁迁来的藏民，过去每年正月十五，他们还穿上藏式服装，到各庄巡游，以纪念祖先。

　　根据三川部分土族的族谱记载，在明洪武年间，曾有一批汉人从山西等地迁入三川地区，与当地土族人民长期相处，有些就融合到土族中去了。民和三川官亭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原系山西平阳人，秦家家谱称其祖先原籍山西大柳树庄人。

　　这些汉民族主要是逃避天灾人祸，谋求生路，长期飘泊，跋涉远足西部土乡，与土族杂居，互通婚姻，逐步演变为土族。土族中还融有回族、维吾尔族的成分。民和土族地区冶土司之祖，维吾尔人薛都尔丁元初为甘肃佥事，薛都尔丁率其部(均维吾尔人)进驻今民和米拉沟一带。其中大部分融合到了回族中，有一小部分融合到了土族中。

　　历史上多有使者、商旅或军队由临津渡进入青海境内，以官亭为首站，官亭成为丝绸南路贸易重镇，明清时期曾出现“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极盛场面。东晋高僧法显、北魏时比丘惠生及宗云、隋炀帝及唐高僧道宣等，都曾先后取道于此，或往西域，或往印度(经西藏)。

　　民和境内这两条唐蕃古道阅历了两千年的沧桑，汉唐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一直都是经营青藏高原地区的战略干线，在人类文明和祖国统一，以及国内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等方面都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三川地区土族形成发展有过举足轻重的历史性作用，特别是民和土族表现的浓厚的汉文化习俗色彩，不能不说是两条古道产生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远征，部众散亡寄生于当地，商贾穷途求存于土着也是土族的一个来源。土族形成以后，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份，同时其他民族也融合有土族的成份，这也是三川地区历史上各民族相互亲善、友好相处的一个有力的根源印证。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土族受汉藏文化影响较深。民和土族则表现出比较浓厚的汉文化色彩，故藏族称其为“嘉霍尔”，意即汉化了的霍尔人。在今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中，民和土族对汉文化教育尤为重视，接受融汇汉民族优秀文明程度先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

　　地区分布

　　主要分布在同仁县、乐都县、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一些分散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门源县和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苏南裕固族自治县、兰州永登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也有2万多人。青海省土族约占全国土族总人口的85%。

　　节庆活动

　　土族人民的重要节日包括农历正月十四日佑宁寺观会、二月二威远镇挑战会、三月三、四月八庙会、六月十一丹麻戏会、六月十三、二十九少年会、七月二十三至九月人民和三川的纳顿(庆丰收会)等。其中，擂台会、丹麻戏会、纳顿最具民族特色。届时，除举行赛马、摔跤、武术和唱“花儿”等传统娱乐活动外，还举行物资交流会。此外，和汉族一样，春节、端午节等。

　　历史

　　土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归纳学术界的说法，大致有蒙古人说、吐谷浑（霍儿人）说、蒙古人与霍儿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

　　土族源于蒙古人说。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有明确记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嗣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之创建者）之山岩上，他对嘉赛活佛（佑宁寺之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赛）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1604年，佑宁寺落成时，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其铜像被供奉在佑宁寺，所以土族长期以来把他当作本民族的祖先来崇拜。

　　汉文史籍也有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曾来西宁一带的记载。《元史·太祖本纪》有“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的记载。互助县时属西宁州治，距西宁仅四十五公里，这可与传说相印证。此后，从元世祖到明初，史籍均有蒙古部众留驻或迁移到西宁一带的记载，特别是明正德时，安定卫的元宗室卜烟帖木儿所部受到攻击，“部众散亡，仅余者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沙棠川、威远堡均属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即今县府机关所在地。这说明互助土族来源中确有一部分是从明代安定卫迁来的蒙古人。

　　土族来源于一部分蒙古人，除了民间传说、史籍记载外，还可以从语言方面得到证明。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词汇约有一半以上和蒙古语喀喇沁方言相似。不但如此，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著作中记载的许多13、14世纪的古蒙古语词汇，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土语中。

　　土族源于吐谷浑（霍儿人）说。至于霍儿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一说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专指土族而言。互助县土族地区的合尔郡、合尔屯、合尔吉、贺尔川等地，据说是因为古代居住着霍尔人而得名。合尔郡，藏语称“合日江”，意为霍尔人居住的地区。据初步研究，土族传说中的霍尔人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从地域上看，现今土族主要聚居区在湟水沿岸，而这里曾是吐谷浑人的活动地区。现今互助和大通的土族地区有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当地汉民则讹称为“土观”或“托红”，均为“吐浑”的音转。这可能是因历史上居住过吐谷浑人而得名。互助佑宁寺名僧、一世土观罗藏拉卜旦生于互助“吐浑”村，以后各世土观不管出生在什么地方，都要认“吐浑”村为根子地方，都以“土观”为号。据《新、旧唐书》、《五代史》记载，吐谷浑后改称作“退浑”或“吐浑”，这些村庄可能因吐谷浑而得名。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长期以来，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史书上也称为“土人”，其来源于“吐谷浑”的“吐”字。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称为“退浑”、“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以多为贵。” 过去土族妇女也有类似的头饰，称为“吐浑扭达”(扭达意为头饰)，这种称呼似乎与吐谷浑有关。综上所述，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服于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一部吐谷浑人，则成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体部分。

　　也有人认为霍儿即“胡儿”一词的同音同语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

　　到元末明初，汉文史籍中出现了“土人”、“土民”等记载，这时的土族已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据明、清时期的部分史志记载，明代土族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并已有了本民族的聚居区。清初文献《秦边纪略》中对土族的分布有具体的记载：巴暖三川，“汉土杂居……土人皆李土司所部”；古鄯驿“东皆土人番族”；“巴州堡土人所居”；“下川口亦土人所居”；上川口“精锐土人尚以方计”；老鸦城“汉、土之所杂居”；平戎驿“土番杂居”；“西川口，土司西祁之所居也。东西二祁近辖之土民，各号称十万”；冰沟堡“土人所居”；庄浪卫“土司之人十万”；庄浪卫“土、汉之所杂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上述地区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尽管土族与汉、藏等民族错居杂处，但各地土族均有稳定的小聚居区。

　　政治

　　1949年8月26日，西北重镇兰州解放，国民党在甘、青的基本武装力量被彻底消灭；9月5日，西宁解放，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四十年的马家军阀政权彻底覆灭。接着，人民解放军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民和、乐都、天祝、大通、互助、门源、同仁、甘南等地，这些地区的土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揭开了土族历史的新篇章。

　　从1950年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土族地区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17日，经政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政权——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人民居住的特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至此，实现区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约占总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区设立了土族乡。

　　文化

　　信仰

　　土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元末明初，藏传佛教传入土族地区并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尤为迅速，土族地区出现了许多格鲁派寺院，主要有互助的佑宁寺、华严寺、金刚寺、曼头寺，大通的广惠寺、平安寺，乐都的金角寺等，计有40余座，其中以佑宁寺最大，号称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出了不少名僧，如章嘉、土观、桦布，颇有影响。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如互助县15所寺院占有土地69200亩。寺院是土族的文化中心，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土族群众普遍送子为僧，出现了“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的现象，甚至有的家庭“宁绝嗣”也在所不顾。不少土族男子除到当地当喇嘛外，还到塔尔寺等名寺去当喇嘛。此外，多数土族村庄都有一座小庙，每家都供有神佛像，遇有疾病则去小庙烧香叩头，或请喇嘛念经祈祷；遇有忧患之事或出门远行，首先要到小庙许愿，以期借助神的佑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家庭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是“喇嘛加拉”，亦即念活寿经，俗称“活人举丧礼仪”。过去，土族老人年过半百，就要准备寿材、寿衣，同时请喇嘛诵经拜忏，亲友们前来祝寿，规模与一般丧葬礼仪相当，只是贺礼为十一只寿桃，以及鞋、袜、枕头等物。他们认为生前念了活寿经，就等于出家到寺院做了僧，死后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在以村庙为中心的宗教活动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项活动：闭斋、跳神、浪尼、斯过拉等。

　　土族群众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还有许多民间信仰。首先是萨满教。土族对萨满教的信仰由来已久，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强力渗透，土族的萨满教信仰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保留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祭腾格热（天）、祭敖包（敖包系蒙古语，土族语叫作“加布来”，意思是堆子，为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场所）、白虎祭、选神羊等。其他像土族婚礼中的绕圣火，请法拉（巫师）作法驱鬼治病等，也都是古代萨满教习俗的遗存。其次是苯教。苯教俗称“黑教”，是西藏古代盛行的一种原始宗教，在土族形成的早期，受到土族人民的信奉。14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苯教逐渐衰微下去，没能在土族地区建立专门的苯教寺院。如今仅在互助、大通一些土族村庄中有少量的苯教神职人员胡古安爹。再次是道教。道教约在元明时期传入土族地区，其后不断发展，而且具有新的特点，即道中有佛，道佛合璧，甚至某些萨满教内容也被搀杂其中。过去，在民和、互助地区，供奉着不少道教之神。特别是在民和地区，每个村庙中，都供奉着一、二个或三、四个道教的神，主要有二郎神、灶神、财神、门神等。道教的宗教活动，主要通过阴阳师进行，平时他们给人算卦、看日子，丧礼时给亡人开殃榜，结婚时给人合婚，盖房、选坟茔时给人看风水等。此外，还有插牌子、立雷台、祭神农等几项宗教活动。此外，土族还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民和地区很多土族村子都有一个家族庙，庙内除供有佛像、道教神像外，还供奉一位祖先的木牌位，上写“供奉某门三代宗亲之灵位”。家族庙有时请喇嘛念经，有时请阴阳师做道场。春节时，各家去家族庙祭祖；清明节时，同一家族一起去祭奠祖坟。

　　饮食

　　土族的饮食习惯，有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

　　土族的青稞酒元代以前，土族主要从事畜牧业，食物结构相对单一，以肉类、乳品为主，还食用青稞炒面。元明以后，土族逐渐转向农业经济，饮食则以青稞、小麦、薯类为主。

　　一般土族家庭日常主食以青稞为主，小麦次之。土族的蔬菜较少，主要有萝卜、白菜、葱、蒜、莴笋等10余种。他们平日多吃酸菜，辅以肉食，爱饮奶茶，吃酥油炒面。每逢喜庆节日，土族人民必做各种花样的油炸食品和手抓大肉（猪肉）、手抓羊肉。土族人民十分注重饮食卫生，用饭时每人都有固定的碗筷。

　　土族喜欢饮酒，酒在土族的饮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特有的酒文化。历史上，土族人家几乎都能酿造“酩酼”，即一种低度青稞酒。酿酒已经成为土族地区重要的产业之一。

　　服饰

　　土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式样别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土族服饰传统的男子服装，头戴织锦镶边的毡帽，内穿绣花高领斜襟白短褂，胸前镶一块彩色刺绣图案，外套黑、蓝或紫色坎肩，或穿镶着宽边的长袍，腰系绣花带，脚穿白布袜和云纹绣花布鞋。此外，土族男子还习惯在领口、襟边、袖口和下摆上镶四寸宽的红或黑色的边饰。妇女的衣服更加艳丽，她们头上戴着彩色的圆形织锦绒毡帽，耳朵上戴着长长的银饰，身穿小领斜襟长袍，在长袍的外面套着紫红色的坎肩，腰上系着又宽又长的彩色腰带，彩带两头都有精美的刺绣，上面挂着镶有彩色图案的荷包、针扎、铜铃等装饰品，下穿裙子和长裤，足蹬彩云绣花长筒鞋。她们服饰中最有特色的是七彩花袖，花袖是由红、黄、绿、青、紫五色彩布拼制而成。她们自豪地说，那是按照天上的彩虹的颜色调配，穿在身上格外醒目。和年轻人比较起来，老年妇女的装束要简朴的多，她们不穿五彩花袖衫，也不系绣花彩带。

　　土族少女

　　传统土族妇女的头饰很复杂，戴各种“扭达”（“扭达”即头饰）。由于不同地方的妇女佩戴的头饰不同，所以扭达有九种之多，包括吐浑扭达、适格扭达、加斯扭达、雪古郎扭达、加木扭达、索布斗扭达等。这些扭达中，据说吐谷浑扭达最古老、最高贵。据传古代土族妇女能征善战、驰骋疆场，她们勇敢顽强，身披战袍，十分俊美。后来土族逐渐定居放牧，以至过渡到以农为主兼营畜牧业，土族妇女便将战袍、头盔，甚至兵器的形象装于头饰上，因此这些扭达异常华丽，好像古代宫女的头饰。妇女在转到操持家务和农业生产后，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不再适宜身着古装，再加上1938年以后，青海军阀马步芳强行改变土族服饰，从此这些式样繁多的扭达不再流行，已在民间绝迹。此后，土族妇女常把头发梳成两根长辫子，垂在背后，末梢相联，头戴饰有丝锦的毡帽或礼帽。

　　建筑

　　土族的房屋建筑土族建筑特点突出。在农村，土族一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习惯将房屋依山傍水而建。房屋的围墙较高，墙内两面或三面建有房间，多以三间为一组，少数富裕人家则建有四合院。房屋为土木结构，屋顶平展光滑，上面可储放粮草。北面与院门相对的是正房，东西有厢房，四角有角房。正房一排三间，用木板做隔断，中间是堂屋，正面摆一个大红油漆木柜，上面供着神牌，放着祭品；左侧是卧室，火炕上放着火盆和炕桌，卧室的炕是暖炕，连着锅灶，烧饭的火可以暖炕，一般都住着家中的老人；右侧是储藏室或佛堂；东西厢房是孩子们的住室，角房用来作厨房、仓库、厕所、畜圈等。住宅的栋梁和门窗上，大多雕刻或描绘着象征牛羊健壮、五谷丰登的彩色花纹图案，鲜艳美观。各家都有庭院，在土语中被称为“日麻”（即庄廓），院内有牲畜圈棚，院外有厕所、菜园和打谷场。

　　礼节

　　土族人民有重礼仪的传统，尤其尊敬长者，如路遇相识的老人，要下马问候。

　　土族民间有“客来了，福来了”的说法。有客人来访，他们首先请客人在铺有大红羊毛毡的炕上坐定，然后敬一杯加青盐的浓茯茶，再端上西瓜般大小的“孔锅馍”。招待贵客时，桌上摆一个“西买日”（即插着酥油花的炒面盒），端上木盘大的肥肉块，上插一把五寸刀子，酒壶上系一撮白羊毛，以表示吉祥如意，土族认为这是对贵宾最尊敬的招待。喝酒时，主人先向客人敬酒三杯，叫做“上马三杯酒”。不能喝酒的人，用中指蘸三滴，对空弹三下即可免喝。饮酒时，土族有边饮边歌的习惯，以畅饮酣醉为快。土族人招待客人用中国西北盛行的盖碗茶。他们把茶碗放在一个小碟中，在碗内放入茶叶、枸杞、红枣、桂元、冰糖，用开水冲开后盖上碗盖。这样冲泡出的茶水，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语言

　　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基本词汇和蒙古语相同或相近，和保安语则更为接近一些。

　　土族语分为互助、民和、同仁三大方言区，其间有一定差别。

　　同时，土族长期同汉、藏人民友好相处，其语言也受到了汉语、藏语的很大影响，在宗教用语上采用藏语借词较多，在生活用语和新的名词术语中，汉语借词较多。

　　土族没有文字，使用汉字、藏文。新中国成立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国家在1979年为土族人民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字母形式的土语文字。

　　文学

　　土族的民间文学，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了部分土族口头文学。这些作品大多反映了现实生活，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与恶势力搏斗的勇敢精神。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土族民间文学按其内容和体裁，可分为“花儿”、叙事诗、家曲、传说故事、寓言、歌谣等。

　　“花儿”既称山歌，也称“少年”，土语称“外面唱的歌”（不能在家里唱）。“花儿”曲调高亢嘹亮、节奏自由奔放，是甘、宁、青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民间文学瑰宝。土族的“花儿”又有它自己的特点，既不与汉族“花儿”雷同，又与藏族“拉依”有别。土族“花儿”的主要内容是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爱情生活，所以“花儿”又有爱情的媒介和桥梁之称。“花儿”一般四句式较多，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表达实意。也有三句式的“花儿”，主要流行在民和县官亭、中川一带。唱“花儿”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在田野或山冈、庙会，男女老少几乎人人爱唱，人人会唱。在各地定期举行的传统“花儿”会上，土族的民歌手常常对唱不绝，演唱者大都能触景生情、即兴编词、出口成章、对答如流。因此，土族之乡素称“花儿之乡”。

　　叙事诗，在土族民间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品有《拉仁布与吉门索》、《登登玛秀》、《祁家延西》、《太平哥儿》、《格萨里》、《洛桑王子》、《不柔有》等，其中《拉仁布与吉门索》流传最为广泛，是土族人民最主要的一首叙事长诗，人们称之为叙事长诗中的明珠。全诗长达300多行，通过对一个爱情悲剧故事的生动细腻描写，向黑暗的封建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作品。它不仅显示了土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美好的新生活无限向往的顽强意志。

　　家曲，也叫宴席曲，大都一问一答，短小精悍，有赞歌、问答歌、婚礼歌等。赞歌是土族人民在款待贵宾时，宾主之间相互赞颂的歌，它运用比喻、夸张、象征、渲染等手法，互相称颂。赞歌的曲调很多，旋律柔和优美、悦耳动听，流行于互助地区的有“兴阿浪列”、“拉拉应格列”等十多种。问答歌也叫对歌，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地理、气象、生产、宗教、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歌词含蓄生动，曲调悠扬多变，主要有《唐德格玛》、《合尼》、《恰然》、《辛木斯里》、《选择》等曲目。婚礼歌是土族人民在举行婚礼时唱的歌，其歌词和曲调是特定的，随着婚礼进程的不同而各异。

　　传说故事，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有揭露地主对农民残酷压迫的，如《气杀狗地主》、《红水沟》；有反映土族人民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同残害人民的邪恶势力做斗争的，如《黑马张三哥》、《莽古斯》、《花牛犊》等；也有表现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如《山雀叫了的时候》、《孔雀》、《青蛙女婿》等。寓言和童话，富有哲理性，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情地鞭笞了封建地主和土司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的罪行，广为流传的主要有《想吃太阳的鸠》、《兔子、狼和卖糖人》、《红毛狐狸和黄眼狼》、《凤凰和麻雀》、《兔儿和羊羔》、《懒人必受穷》、《饥寒哥》等。

　　土族的歌谣风趣别致、脍炙人口，流传较广的有《羊粪蛋般身材的蜜蜂哥》、《蒋家阿姑》等。谚语是土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成为人们力行的格言。

　　禁忌

　　酥油灯土族人禁忌众多，主要有以下表现：忌讳吃圆蹄牲畜（马、骡、驴）肉；忌讳在畜圈内大小便；忌讳让去过暗房（月房）的人以及孝子（服丧的人）和妇女进入土族的寺庙大殿或家庭佛堂内；忌讳妇女不戴帽子、不穿长衫在长辈面前来往；忌讳未在院外打招呼、未经允许就随意进入土族人家的院内；忌讳用有裂缝的碗给客人倒茶；忌讳问客人“吃饭没有”或“吃不吃饭”等话；忌讳客人数他们的羊只；忌讳走远路或办婚事时，早晨出门碰上空桶、空背斗及不干净的东西；忌讳在佛堂、大殿内吸烟、吐痰、乱翻乱摸和大声喧哗；忌讳从僧侣的跪垫和其他物品上跨过；忌讳对酥油灯打喷嚏和咳嗽；忌讳在佛堂里转经轮时从右向左转，而是严格遵循从左往右转；忌讳在寺院附近打猎和随地大小便等等。

　　此外，土族有忌门的习惯，如生了孩子、安了新大门、发现传染病等，别人不得进入庭院，就称为忌门。忌门的标志是：在大门旁边贴一方红纸，插上柏树枝或在大门旁煨一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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